[3]效果裁量是指关于是否作出某种决定，或者在复数的决定中选择哪个决定，以及何时做出决定的裁量。
[2] 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的功能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解决纠纷、内部监督与权利救济的有机结合。奥地利《联邦宪法》：凡主张由于行政官署决定之违法，侵害其权利者，于穷尽行政审级后，得对之提起诉讼。
尽管较之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行政诉讼的过滤器而设置的，所以复议范围规定并未脱离《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框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将内部行政行为和部分抽象行为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而立法最终采纳了内部监督说，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应当体现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特点，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使行政复议司法化。第一，转变原有的非司法化的立法理念，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实现行政复议程序司法化。（二）设置专业的行政复议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关于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的要求，国务院法制办于2008年8月在贵州召开了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会议，动员和部署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事前合法性审查机制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规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其本质是一种自我监督，可靠度不高。
但是，目前《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规定向上一级主管机关和监察机关申诉制度在救济程序、审理依据等程序实体方面的规定都不成体系，还有待提升，并不能给公务员提供有效的救济。所以从更好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行政复议法》应当改变这一原则，把停止执行作为原则性规定，不停止执行作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但是，因为工业化必然产生社会化大生产，而恰恰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已经根本不可能和劳动者相结合——首先，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必须对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支配权和劳动成果占有权，但正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社会或企业的劳动者只能集体地使用，支配生产资料和集体地占有生产成果。
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46】 很明显，恩格斯在总结以往的非无产阶级革命时警觉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存在这种特征和可能性，而在大多数人没有监督和制衡少数执政者的制度性权利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演变成必然性了。这种平等的自由优先于自由的说法应该是逻辑错误，这应该是一个逻辑的常识。就当今中国来说，不管是在反腐败过程中、还是反腐败初见成效后，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现有宪法的规范下，逐步地、可控地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从制度上赋予民众争取和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平等的民主权利，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经阶段，然后才能进一步过渡到真正的、相对完善的、在坚持上述普世价值基本原则前提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如果华炳啸先生真的承认：在制度伦理范畴，平等毋庸置疑更具有首要性、优先性，必须成为宪政民主国家的最高理念，而平等的自由权利则是宪政底线（这也是一道防止‘平等压垮自由的防火墙）。
经济上公正和平等虽然重要，但它只是有效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目的。即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而这种利润仅仅是体现了一种利息的形式。
这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虽然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王绍光先生（当然包括华炳啸先生们）所指出的许多弊端，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其它制度比它‘还要糟糕。非常遗憾的是，华炳啸先生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论述。比如，美国在民间政治捐款方面的法律有以下规定：联邦竞选法规定由联邦选举委员会管理有关选举事务。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度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读者应该明白，在执政党指定的候选人中间进行选举，还能够被定义为全民普选吗？没有全民普选还能够被定义为宪政吗？ 同样令我无法想象的是：为了确立起宪政至上原则，执政党不仅要严格落实‘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的宪政新理念，……【21】请问：没有全民普选原则的制约，执政党凭什么主动放弃权力谋私的机会来依宪执政？难道执政党的领导集团个个都是圣人，仅凭道德自律就能够实现依宪执政？地球人都知道宪政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认定人的本性和本能都是理性地自私的，缺乏全民普选的民主宪政原则，宪法规定的永久性执政党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一条铁律：绝对权力就绝对地腐败。如果有谁认为自由主义只强调精英的个性自由和解放，这实在是对自由主义的扭曲和亵渎。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中包含着平等的自由，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的监督和制衡下，也基本上无法超越‘化别人的钱不心疼、为别人赚钱不买力的人的自私本能和本性。
为了使政党利益最大化，政党往往不顾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有预谋的搅乱政局、混淆是非、无中生有、相互攻讦，为对方执政施政设置种种障碍，并以抹黑对手、搞垮对手为能事。综上所述，在华炳啸先生的系列文章中虽然对被人类历史的实践所证明的民主宪政进行了详细而繁琐的批判，说它详细，是因为资料和观点确实丰富而详实，说它繁琐，是因为大多数都是炒别人的冷饭，而没有什么创新。
虽然就世界各国的民主宪政来说，都各有特色，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能够被定义为民主宪政的制度，都必须具备普世价值规范下的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全民普选、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三权制衡、司法独立、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合的福利制度等等。所以王绍光先生（当然包括华炳啸先生们）文章中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批判虽然大部分属实，但并不能证明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好东西，因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是相对‘专制和集权制度而言的。
【5】 说实在的所有这些对民主宪政制度的指责，都已经是老调重弹了，那么我也以老调重弹来答复，先来分析金钱在全民普选过程中的作用：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而政党，从本质上说是‘民间团体，而不是‘政府机构，所以，政党的经费开支，主要地不能像中国一样化纳税人的钱，应该，也必须自己筹集。没错，欧洲早期的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高举公平和平等的旗帜，但这不能就此认定经济平等优先于自由。正因为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社会从法律上规定了限制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反垄断的经济制度的法律体系,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这种‘公平竞争原则。【40】 既然华炳啸先生指出：马克思提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就是消灭不平等的根源，也即‘消灭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最终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只能说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政治自由比经济平等更重要，是经济平等的前提和保障。到底有什么不同，还请华炳啸先生多多指教。
马、恩在19世纪中叶分析指出的资本主义三大基本矛盾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另外二大矛盾和其他一切社会矛盾。…… 无论在哪个代议民主国家，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集体的发展，只有通过个体的实践和发展才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和超越，也就没有进化和发展。二是，最大限度地统一认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言论自由的全民讨论，再通过民主的程序规范得出多数决定。
……‘它更多的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将人们安全地隔离开来，而不是将他们富有成果地聚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
这种创造财富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理性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成果，只能来自于自由的实践和自由的思想和言论，而不可能直接来自于经济上的公正和平等，尽管这种公正和平等是个性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14】 请恕我仍然分几个层次来答复民主宪政原则中的政党扯皮的不可避免性：一是，从原则上来说，因为人类社会的利益多元性，就决定了意见的多元性，这种意见的多元性和分歧存在的必然性，就决定了各个政党在政策上互相扯皮不可避免。而追求平等不过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阶梯。这充分说明，恩格斯已经确认股份制企业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即个人所有制转换的一个过度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就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普遍地低于私有制企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结论就是：无论说得多么的美丽动听，归根结底，宪政社会主义必须回答、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是国家主权是通过全民普选由民众决定、还是由永久的、民众没有选择的‘执政党来决定。
而建立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基础上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过程的平等，即建立在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才是激励先进、保护落后（福利保障）的、现实的、相对的、科学的平等。【23】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24】宪政社会主义在价值理性上秉持……普遍平等价值优先原则(相对于自由价值优先原则)、【25】我在批判华炳啸先生宪政社会主义的所谓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和平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的观点之前，必须先定义华炳啸先生文章中所谓平等的概念：华炳啸先生说的普遍平等价值优先原则(相对于自由价值优先原则)，我的理解是这种平等只能是经济上的平等，而不应该包括平等的‘自由，因为平等的‘自由还是自由，所谓平等的‘自由优先，就是自由优先，而不是平等优先。
【17】再来看华炳啸先生是如何设计民众授权的：在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下，政党制度将是在宪政规制下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即公意型一党执政、众意型多党参政制)，领导党是公意型政党——共产党，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民主政治团体则作为多元的众意型政团力量由共产党推动实现民主协商与多元共治，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团民主结构。五是，在民主宪政的制度和理论中，民主只是一种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特别是个人的自由才是目的。
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空想。也就是说，十八大决议中：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所谓不照搬，并不排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坚持上述民主宪政基本原则前提下坚持中国特色。当然，上面也指出了法律有漏洞可钻，……就是所谓的捐软钱，但这种行为因为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对竞选当事人的客观效果往往得不偿失。因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展开分析论述。
任何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一年内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15000美元，参议院的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7500美元。化自家的钱来搞政党政治，也是受到严厉禁止的。
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在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前，并不妨碍我分析论述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必需的经济制度，和恩格斯把股份制私有企业作为马克思主义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但我们从华炳啸先生的制度设计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这种体制下，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权被民所授是使这种宪治秩序获得至高无上地位并被普遍认同遵守的重要因素。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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